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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鱼体育网页入口登录:钟准:把政党找回来——对外政策政治中的多党制、两党制和一

来源:乐鱼体育网页入口登录  发布时间:2026-07-28 16: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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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世纪中叶至今,共和党和赢得了所有美国总统选举,并以多数党和少数党的身份完全控制了参众两院。过去美国两大党被认为意识形态色彩较弱,政策主张有一定相似性,同时作为选举型政党组织松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政治表现出“极化”(polarization)特点,共和党的保守派色彩加强,则日趋自由派。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加大,表现为国会中跨党派合作(bipartisanship)日益稀少,总是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

  美国两党制显得不符合“唐斯模型”的根本原因,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分化重组带来了更多绝对的安全选区。这使两党政客不必通过温和路线吸引中间选民,强化本党意识形态以动员基本盘选民成为胜选关键。国内社会分化也造成了两党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两党自由国际主义的“冷战共识”结束后。共和党更倾向现实主义、单边主义,主张本国优先,以强大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安全;而相对支持多边主义,热衷参与国际事务,常打人权、民主、贸易牌。

  绝对两党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在行政和立法部门都有体现。行政部门方面,总统推进本人和本党的外交理念和政策议程,其任命的高级文官团队负责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非常任的高级文官如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通常来自总统所在政党,任期较短并受到政党交替的影响。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之间的三次政党轮换都带来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乃至对前任外交遗产的否定,例如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中东问题上的反复。美国国会与其他几个国家议会相比权力更大,在外交上拥有宪法赋予的宣战权、条约和驻外大使任命的批准权、建立与维持武装力量的正式权力,以及能够影响对外政策实施的财政权和拨款权。

  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和相关拨款小组委员会承担对外政策工作,并受到两党竞争的影响。两党议员在对外政策上的共识要多于国内政策,但对争议性问题的辩论和投票仍根据政党划线。在政治极化的影响下,总统有争议的外交政策难以获得国会中另一党议员的支持。

  当美国总统所在的政党不能同时掌握国会的多数席位,则会出现所谓“府会之争”,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相较于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和激进小党的存在,两党制下的政府由单一执政党控制且任期稳定,在理论上更容易保持对外政策的稳定和延续性。两党制对于对外政策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日常的议会政治中,更接近于官僚政治对外交的影响。而且冷战期间英美主要政党在对外政策上有基本共识,显出了首相和总统个人在外交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这也是美国和英国主导的国际关系学科,长期不重视政党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的原因。实际上与多党制中频繁的跨党派合作相比,两党制下的两个主要大党更容易陷入党派斗争(partisanship)和“否决政治”(vetocracy),包括冷战后围绕对外政策的分歧。这是因为两党制接近于零和博弈,政党最大的目标就是与对手竞争,缺少与其他政党合作的动机,尤其是美国的绝对多党制。此外,特朗普等反建制政客的登台也加剧了政党内部的裂痕和两党政治的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已经显现。

  一党制是指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党主导制,尽管拥有多个独立的政党和竞争性的选举,但某一大党持续地赢得选举并单独执政。例如日本自民党通过选举胜利连续主导政府数十年。与其类似的还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俄罗斯的统一俄罗斯党,和1996年以前的印度党。另一种是一党领导制,或只存在一个政党,或是其他政党不可挑战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一党领导制常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和前苏联为代表。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并不源于选票竞争取胜,而是通过确立和实现其使命来获得合法性。

  选举产生的一党主导制严格意义上仍然是一种多党制,尽管轮流执政在现实中没发生。这一类国家往往缺乏政治对立轴,选民意识形态非极化、偏好保守。主导党表现为“国家的政党”,通过庇护制(patronage)渗入政府和各行业中。而反对政党力量分散,由于长期在野,它们调整纲领谋求执政的动机减弱,即使偶尔参与执政,其政策立场通常会向主导党大幅靠拢。但主导党与在野党的竞争任旧存在,一党主导制可能因为选举结果的改变而改变,如印度。在一党主导制下,对外政策容易保持稳定,能够制订并执行较长期的对外战略。

  强有力的一党制则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运动或革命运动的产物,唯一的执政党往往有着非常强的动员能力和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在一党领导制下,政府决策和决策者选拔的过程几乎完全在单一政党的构架内进行。因此,党的外交偏好等同于国家的外交偏好,如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

  政党外交的起源可追溯到无产阶级政际联合,如共产国际甚至更早的第一、第二国际。有学者觉得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才能开展政党外交。这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际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各党领导人会晤有时直接取代了政府间会议。党际关系也直接影响国家间关系,例如中苏关系的起伏特别大程度上是基于两党关系的变化。

  战后日本尽管存在多个政党,但奉行保守主义的自民党长期单独掌握国会多数议席,仅在1993年和2009年两次短暂下野。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党结构从保守与革新二分转向总体保守,自民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稳固。其他政党为了执政也“自民党化”,如一度执政三年的与自民党同属保守势力,对外政策主张趋同。自民党与官僚、财团构成“铁三角”,不仅绝大多数日本首相都来自该党,党内建议可以通过相应渠道成为政府的对外政策,还有一些政策就是由自民党与外务省共同制定。

  如安倍在2018年调整对华政策就与自民党内的意见有关。在自民党主导下,日本在对外政策上持续表现为保守化。冷战期间自民党以“贸易立国”,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依赖日美安保体制。冷战后自民党主张“正常国家化”,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要求行使集体自卫权,做政治和军事大国。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党格局进一步右倾,中左翼政党影响力十分有限,难以在对外政策上约束自民党。

  尽管自民党“一党独大”,但它的外交决策受到两方面制约。首先是党内不同派阀呈现出“党中有党”的特点,此现状也存在于日本其他政党。派阀分裂限制了日本首相及内阁的权力,首相平均任期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也难以完全掌控内阁大臣,后者的提名常常是各派交易的结果。首相和外相的频繁更迭,造成日本对外政策在短期内的反复调整,影响日本外交的可信性。目前自民党内的派阀政治仍具影响,安倍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强硬,与自民党内实力上升有关,同时也为回应自民党内的竞争对手(如石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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